原标题：“弑”在古代政治伦理文化中的弑语义变迁

【读史札记】

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强调名分 ，君臣上下用语等级分明 。古代但后世为人君所专用的政治中一系列称呼并非自古已然，而是伦理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 。如《日知录》说：“汉初，文化人对人多称臣 ，语义乃战国之余习。变迁”“人臣有称人君者”
，弑亦可被称“万岁”。古代“弑”字同样如此 ，政治中细察其语义变迁，伦理亦非自始即指臣杀君 ，文化而是语义自有其演变历程 。正如陈寅恪指出的变迁 ：“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从“弑”字的弑语义变迁
，可以管窥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变迁的轨迹与图景。

一

“弑”作下杀上之专称 ，此为人们熟知的文史常识。然而，秦汉时期的文献却呈现出“弑”含义的不同面相。

秦汉时期，“弑”并非均指下杀上，上杀下亦可称“弑”。《公羊传》载“昭公将弑季氏”，昭公为国君，季氏是臣下 ，此处便以“弑”字指上杀下 。何休受后起语义影响而曲为之说 ：“昭公素畏季氏
，意者以为如人君，故言弑  。”验诸王符《潜夫论》，亦有“桓魋不节饮食以见弑”之说，桓魋为宋国司马
，宋景公虽对其宠爱有加，但不至于视如人君，故何休的解释实为牵强。另外 ，毫无君臣关系的互杀也可称“弑”。如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 ，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述其死为“君弑”，即称齐襄公杀鲁桓公为“弑” 。《史记》载周幽王“为犬戎所弑”
，《列女传》称公子负刍灭李园家为“宗族灭弑” 。这些被杀者和杀人者均非君臣关系，却皆称“弑”。

此外，这一时期 ，下杀上也并非均称“弑” 。如《管子》曰“臣不杀君”，《墨子》曰“教臣杀君”，甚至以严君臣之防见称的儒家著作，如《春秋繁露》亦屡称“杀君亡国”“臣杀君 ，子杀父”。可见 ，秦汉时期尚未严格区分弑与杀 ，二者往往混用
。

这一现象与《白虎通》的释义相应
。《白虎通》曰：“弑者，试也
。欲言臣子杀其君父
，不敢卒，候间司事，可稍稍弑之。《易》曰
：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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。”《公羊传》 ：“何隐尔 ？弑也”，熹平石经作“试”，可见《白虎通》不为无据。因此，朱珔认为：“弑本从试得义。”《释名》 ：“弑，伺也，伺间而后得施也。”“试”意味着对结果没有把握 ，“伺”意指因无把握伺机而动 。《汉书》中“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”，其意指：甲伺机把闽越王杀死。因此，起初“弑”本无名分限制 ，只表示“试杀”或“伺杀”之内涵，倾向于指涉行为过程
，与指涉行为结果之“杀”有异 。钮树玉认为弑“不为悖逆造文”，不为无见 。

二

以下杀上为“弑”的名分性表述，最早见于《左传》：“凡自虐其君曰弑”，但《文选注》却引作“杀”。因为无法排除后世改订的可能 ，《左传》原作何字实难遽定。《国语》中“下虐上为弑”亦然
。最早明确“弑”字下杀上涵义的是《说文解字》 ：“弑
，臣杀君也
。《易》曰臣弑其君。”许氏与《白虎通》同引《周易·文言传》
，却省略“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”一句 ，或是意图消弭弑之“试”“伺”本义；同时，他又将以往典籍中各种类型的“弑”字用例都加以遮掩 ，仅以“臣杀君”为“弑”字全部内涵。

当然，许慎之说并非由来无据 ，“弑”于此前已附着了名分色彩。许世子止误杀许悼公
，《公羊传》称“止进药而药杀”，承认他有杀君之实 ，但因他本无杀君之心，故又称其“不成于弑” ，在伦理上免除其罪责。于此，“弑”与“杀”便有区别 ：“杀”是行为结果，而“弑”则有从伦理名分予以定性的意味。段玉裁注《说文》，以“述其实则曰杀君，正其名则曰弑君”区判弑与杀，于此有其合理性 。

《说文》的解释预示着“弑”字语义政治伦理化的趋势：从本指无名分限制的“试杀”
，逐渐趋向于隐含伦理批判的下杀上。因此，阮元说：“君臣父子之义定，则此字之书法读法亦定 。”俞正燮也说：“弑者，畏忌之不敢直杀也 。古语上下共之 ，秦汉以后始定于一 。”当然，许慎虽确定了“弑”的名分意义，却未对其外延作明确限定 ：“弑，臣杀君也”，只说明凡称“弑”均指臣杀君  ，却未明确臣杀君是否均称“弑”。“弑”字语义此后的发展，在政治伦理意识的主导下进一步明确化
。

三

俞正燮虽称“弑”之伦理内涵，“秦汉以后始定于一”。事实上 ，历史错综复杂，绝非边界分明
，“弑”字伦理内涵之确定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
 。到隋唐时期 ，同一古籍不同版本之间，仍普遍存在弑杀混用现象。

《经典释文》训释先秦经典，每谓“杀，本或作弑”或“弑 ，本又作杀” 。可见陆德明所据底本与别本多有弑杀异文，此类异文所见共25处 。对此，陆氏仅以“或作”“又作”注明，而不以“当作”订正
，说明他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差异。在开成石经中，《春秋》同一则经文于《三传》之间
，亦存在弑杀异文。如《公羊传》僖公九年经“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”与昭公十三年“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”
，《穀梁传》《左传》均作“杀”。弑杀异文 ，《春秋》一字褒贬如何可能 ？可见与陆德明一样 ，其中均体现对弑杀混用的宽松态度。

由此可见，弑杀混用的语用规则
，仍持续至隋唐时期 。但与汉代之混用不同的是 ，此时之混用只限于下杀上，而上杀下则只书“杀”，不再见书“弑”之例 。这是对许慎“弑”字涵义伦理化论述的呼应  。

文献传抄难免“鲁鱼亥豕” ，对古籍弑杀异文 ，段玉裁归结于“转写讹乱” 。他据其所归纳的古音韵部立论，认为弑杀古音不同部，不相假借  ，从而判定凡混用必讹误。此说虽颇有附和者，但亦遭不少反对之声 。朱珔、马叙伦便从音韵立论，对段说提出疑问。段氏以后，郝懿行
、朱一新等学者仍相信“弑杀古通用” 。转写讹误固然无法排除 ，但当版本差异成为普遍现象时，仅以讹误解释显然难以自洽。弑杀异文的普遍性 ，说明它在语用上具有合法性，并非全出于失误。对此，阮元之说值得参酌
：“《三传》之字或有异同
，否则以弑为杀，即失《春秋》第一大义 。《三传》大儒不应不严一字之诛而错不较也。”倘若其时弑杀区分如段玉裁所言那般严苛 ，儒者传抄经传时不应不严加校勘
，以致出现大规模异文。段玉裁以唐代以后更严苛的“弑”字语义审视唐代以前文献 ，如此难免处处捍格。

四

唐代是“弑”字语义变迁关键而微妙的时期 。一方面 ，弑杀仍然混用，另一方面，“弑”之语义进一步突出其名分性。其间，刘知几起到关键作用 。刘知几说 ：“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，邦君已（以）上皆谓之弑，卿士已（以）上通谓之杀。”他对《春秋》“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”一类说法提出疑问：“夫臣当为杀 ，而称及
，与君弑同科
。苟弑杀不分 ，则君臣靡别者矣。”刘氏之意非常确定 ：弑—君 ，杀—臣，一一对应 ，界限森严
，绝不混用。这种对弑杀严格分判的政治伦理态度
，代表“弑”字语义此后的发展。

考今本古籍，除若干模棱两可之处，下杀上多统一书“弑”
 。这种整齐感便可追溯至唐儒的刻意改订 。唐以前 
，经籍多有“杀君”表述
。《经典释文》记载了73处“杀君”表述，其中25处底本与别本存在弑杀异文，另外48处底本作“杀”而不载别本
。至开成石经便对这些“杀君”表述予以统一化处理：25处弑杀异文仅1处从“杀君” ，其他均从“弑君”；48处无异文之“杀君”则均直接改作“弑君”。此前版本的“杀君”表述便淘汰殆尽 。史称石经“立后数十年 
，名儒皆不窥之” ，后世校订经籍却往往据为权威 。

唐代以后，针对古籍“杀君”表述的订正 ，仍旷日持久地开展。如对《春秋繁露》《公羊解诂》的“杀君”表述
，凌曙
、陈立等便订正曰“杀当作弑” 。其甚者竟至“凡杀字皆改为弑” ，将减杀亦误改为“弑” 。这种严苛态度，与陆德明不辨弑杀
，只注异文的做法迥异。陆氏对弑杀的态度 ，也被后儒批判
。段玉裁斥其绝无裁断之识 、不合正误之法，并说
：“此何等大事，而谓圣人垂世立教之书本无一定之字 ，可以蒙混书之，待读者之定其字乎？”“《春秋》书弑，以立万世臣道之防也 。”这是唐代以后订正古籍“杀君”表述的出发点 
，此中彰显着鲜明的政治伦理。周寿昌毫不讳言地指出：“史笔之严全恃此字 ，不得以古杀弑两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 
。”卢文弨也道明其中原委：“凡经典弑多有作杀者 ，后人往往以名分改之
，故与陆氏本异。”

思想史的演变情节十分复杂，每条思想线索的节点并非迥然分明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清晰地看到
 ，从许慎到刘知几到唐以后儒者
，关于弑的名分性表达逐渐从弑杀混用中挣脱出来，最终成为关于弑的权威性诠释。若仅从传统语言学的范畴去解释这个变化，可能不得要领 。

（作者 ：朱丽师、蔡智力
，分别系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、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）（朱丽师 蔡智力）